之前的文章提到，雖說部分有宗教信仰的建制派，在去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炒作同婚爭議，作為攻擊其他建制派參選人的藉口，讓人不禁擔心，建制派有可能被宗教勢力騎劫，乃至是未來選舉可能被教會操控，但我們也不能否認，在這次觸發同婚爭議的「岑子杰案」中，終審庭對於政府沒為同婚伴侶提供替代方案，究竟是否違反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(人權法)第14條的問題上，根本未能合理解釋沒有替代方案，是怎樣對同婚伴侶本人或其家庭構成非法侵擾。
很明顯，贊同沒有同婚替代方案是違反人權法的三位終審庭法官，似乎是引用了歐洲人權法院解釋《歐洲人權公約》(歐洲公約) 第8條的相關案例，認為港府有積極義務 (positive obligation) 確保同性伴侶的家庭生活受到尊重。可是如此的引用，似乎又產生幾個法理上的問題：
首先，香港《人權法》是為了實施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(國際公約) 而訂立的本地法例，由於《基本法》第39條規定《國際公約》在港適用條款繼續有效，所以違反人權法等同於變相違反《基本法》。
換言之，《人權法》並非比照《歐洲公約》而訂立，《基本法》亦沒規定《歐洲公約》在港有效，意味着港府不為同婚伴侶提供替代方案有違《歐洲公約》，對香港亦不具法律約束力。
當然，若說《歐洲公約》第8條的法律原文，是跟《人權法》第14條一樣，法院引用其相關案例中的司法解釋，理論上還勉強說得過去，但事實是兩條法律的原文內容根本不一樣。為了方便對比，大家可看看兩條法律的原文，以下是《人權法》第14條：
「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庭、住宅或通信，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，其名譽及信用，亦不得非法破壞。」
以下則是《歐洲公約》第8條的法律原文：
「所有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、其住宅和通訊都有權受到尊重」。
大家可以看到，《人權法》是「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」，跟《歐洲公約》的「有權受到尊重」，顯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，意味着港府即使有所謂的「積極義務」，其實只須保障同性伴侶的私人和家庭生活，以及其日常通信不會遭受他人「無理或非法侵擾」，已滿足了《人權法》的法定要求，而毋須透過承認對方的婚戀狀態，使其感到自己的同婚家庭生活「受到尊重」。是故，終審庭今次的判決，猶如引用一條香港沒法律約束力的《歐洲公約》第8條，僭建在《人權法》第14條之上。
在此情況之下，終審庭的裁決，究竟可否透過人大釋法推翻，便成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。畢竟上文已經指出，《人權法》的憲制基礎是《基本法》第39條，《基本法》第158條第一款又訂明：「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」，意味着全國人大常委會有着《基本法》第39條的最終解釋權，但現在的情況是終審法院在解釋《人權法》時，把《歐洲公約》第8條僭建於《人權法》第14條之上，而《基本法》本身並沒任何條文，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本地法例的權力。
如此便衍生兩個問題：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否透過解釋《國際公約》的相關條文，以此解釋何謂「《國際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，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」？例如說港府沒為同婚伴侶提供法定婚姻以外的替代方案，是否仍然滿足《國際公約》第17條 (即《人權法》第14條)的法定條件，因而不算違反《基本法》確保《國際公約》在港實施的第39條？
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能否釐清《基本法》第39條只有確保《國際公約》在港適用條款繼續有效，法院在解釋《基本法》第39條為憲制基礎的《人權法》時，只能以《國際公約》的法律原文為準，不可引用其他相類似但在港沒法律約束力的條文或案例，藉此在《人權法》的條文上搞僭建？甚至可以在釋法時直白一點，強調《基本法》第39條沒規定《歐洲公約》在港有效，在港不具法律約束力？
由是觀之，全國人大常委會雖沒直接解釋香港本地法例的權力，但是似乎有權就《國際公約》如何在港實施的問題進行解釋，當中包括指出港府在某些政策上的作為或不作為，究竟算否違反《國際公約》在港適用條款，因而違反《國際公約》在港實施的《基本法》第39條。可是有一點需要注意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158條第三款：「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，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。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」。
是故，即使人大在《基本法》第39條的實施問題上進行釋法，似乎也不能推翻「岑子杰案」的裁決。除此之外，雖然不少反同婚人士質疑「岑子杰案」的裁決內容，但是他們卻從沒有質疑香港法院是否具有所謂的「違憲審查權」，意味着他們似乎全部默認，香港法院有權判別某條本地法例是否違反《基本法》，但實情是否如此？這是一個長年沒有撥亂反正的問題，只是為了方便大家閱讀，只好遲點再另撰一文再說。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*作者文章觀點，不代表堅料網立場
